这些平时在普通市民眼里看来除邋里邋遢之外，并无其他特点的“叫花子”却令人惊异地表现出越来越“职业化”的倾向——为了乞讨，他们成规模地走上了“集团化”的道路；为了乞讨，他们划定了严格的内部界限，严禁“同行”手伸过界；为了乞讨，他们已掌握多种博取同情欺骗善心人士的办法……这一切不得不使人感叹：面对这群日趋职业化的乞丐，好心的人们将如何对待？详情
面对城市里那些各式残疾的行乞者，在未获知这样的背景之前，相信，如我等城市居民，多半心有怜惜。多少次，小到两毛，大到一两元，我等总会慷慨解囊。但我们也随之发现，这个城市的乞丐似乎是越来越多……
杭州江边路的56号，紧挨着钱塘江路，与钱塘江边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公寓大楼相比显得肮脏而又刺目。这片房子以前属于望江村，自从撤村建居之后，开始用来养奶牛，后来奶牛也不养了。1998年的时候，一个龙游人以每年几十万的资金承包了这片房子，经过一番简单的改装之后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专门出租给外来人员的出租城。由于这里大多数人都以乞讨或捡破烂为生，所以这里又被人们称为“乞丐村”或“破烂王国”。
为什么来外地乞讨的多是安徽宫小村、贵州凯里和甘肃岷县人。是什么原因令他们甘愿忍受卑下甚至屈辱的生活？难道仅仅是由于贫困才促使他们选择了乞讨？难道他们真的贫困到了只能以放弃尊严并放弃孩子的尊严去活着？
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，记者采访发现，宫小村并不穷，而是镇上出了名的富裕村，“五万不算数，十万刚起步，宫小想露脸，廿万称小富”这是形容宫小村的一句顺口溜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：大多数村民的富裕，竟是靠压榨小残乞得来的。
走进甘肃岷县虎龙村，几乎全是黄土夯筑的土屋，寒碜，贫穷，荒凉。村子里很多人都有过要饭的经历。有的村民甚至说，“全村人十有八九都要过饭”。另一位村民说：“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，外出要过饭的村民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。”而他们去的地方，近则兰州、西安；远则长沙、北京；再远些，连黑龙江也有人去。一说起乞讨，村民要么毫无顾忌，要么便一笑置之。
贵州省凯里市是全国有名的“丐乡”，据称这里有些镇60%的人都出来“讨饭”，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2/3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，积攒学费。乞讨，已成为当地一些村镇的“产业”。“凯里乞丐”———今年2月13日，当地民政部门从佛山一次接回33名流浪乞讨人员时，《贵州都市报》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。凯里的这个“产业”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外出行乞的经历对一个学童今后的发展有何影响？作为中国流浪乞讨人员一个缩影的“凯里乞丐”将走向何方？
